近年来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在世界各地新发现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的密集报道，有
的还是引起人员死亡的报道，其中最严重的是越南，自2003年以来已有42人因感染禽流感病毒而死亡，约占全球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二。中国青海、内蒙古、安徽、湖南、湖北、辽宁等地也出现了疫情。与2004年年初中国首次公布禽流感疫情时引起社会恐慌、人人不敢吃鸡肉、逼得肯德基改卖猪排相比，公众的反应相对来说变得越来越平静。反倒是流行病学专家们更为紧张：这是不是意味着一场流感大流行已迫在眉睫？
专家们担心的，不仅仅是禽流感的流行导致家禽大量病死或被捕杀造成的经济损失，也不仅仅是禽流感从家禽传染给人导致死亡的偶然事件，更担心的是禽流感总有一天会变异成可以在人群之中传播的人流感，人体对这种新型的流感将没有免疫力，会在世界范围内出现死亡惨重的流感大流行。在上个世纪，曾经爆发过三次流感大流行，都在一年内传遍全世界，导致了大批人死亡，它们的源头都与禽流感有关。
1997年在香港爆发的禽流感，使人们首次发现禽流感能直接传给人。那次爆发导致18人住院、6人死亡。香港政府果断地消灭全香港150万只鸡，平息了第一次同时感染人类的禽流感，可能避免了一次流感大流行。之后出现禽流感疫情的各国纷纷捕杀家禽，也是出于同一个目的。但是也有“动物保护”人士指责这种做法是一种“犯罪”，质问：“我们采取这一切手段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为了防治疾病，还是因为我们过于自信，作为万物的主宰，拥有绝对杀戮的权利？”本来是简单明了的事情，被这一问反而让人糊涂了。就算采取捕杀手段在主观上有什么可恶的动机，在客观上至少起到了控制疫情的目的，从而抢到时间弄清禽流感的传染机制并找到防治办法，例如研发出疫苗或特效药。只要我们承认人的生命高于动物的生命，那么这种做法就是无可指责的。
“动物保护”人士并且把禽流感视为动物对人类“文明”的报复，声称“从现有的科学研究成果看，禽流感的发生之源，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动物养殖场”，呼吁人们像我们的初民那样，充分尊重动物的权利，与动物和谐相处，让生活回归到禽类与人类“风雨同舟”一般地亲密相处，才能避免一场人类的新灾难云云。
实际上，禽流感的起源与工业化养殖毫无关系。早在1878年就已有了发生禽流感的记载，禽流感起源的时间可能远远早于此时。科学研究已证实，禽流感来自野鸟，迁徙的水禽是禽流感病毒的自然宿主，对禽流感的传播起重要的作用，禽流感病毒亚型的地域分布与特定野禽固有的迁徙路线有关。它们可长距离携带病毒飞行，排出含有大量病毒的粪便污染家禽的饲料、水源等，从而将病毒传染给家禽，造成禽流感的流行。
而禽流感之所以在中国南方、东南亚各国肆虐，与这些地方盛行家禽与人类亲密相处的非工业化的“亚洲养殖方式”有关。在这些地区的农村，无数的家禽被放养在田间、池塘、河流和农场，使得它们有与携带病毒的野鸟及其粪便亲密接触、感染禽流感病毒的机会。不仅各种家禽混合饲养，而且与猪、牛、鱼混养。有的农场鸡舍就设在猪圈之上，鸡粪直接掉进猪槽中。这种混养方式为禽流感病毒在不同种群之间的传播和变异创造了条件。与工业化养殖相比，散养、混养的传统方式不便于发现疫情，也不便于发现疫情后统一捕杀。即便是亚洲地区的大型养殖场，也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养殖不同，由于饲养密度太大、卫生条件太差和缺乏疫情监测，容易造成禽流感病毒在家禽间的快速传播。
在西方国家，人们只能从超市购买已屠宰、包装好的家禽肉，而在亚洲国家，在农贸市场购买活禽、当街或在家宰杀仍司空见惯，使人们容易接触到病禽而感染禽流感。家禽、家畜的粪便被当成肥料、饲料撒到田地、鱼池，之后作物和鱼类又被人们食用，这也是传播禽流感的机会。因此，从野鸟、家禽、家畜到人，中国南方、东南亚各国完整地存在着禽流感的传播链，而且，流感病毒能在家禽、家畜和人之间来回传播，基因发生重组，容易产生能在人群中传播的新型流感病毒。
所以，与“动物保护”人士所设想的相反，如果要问禽流感的爆发能给我们什么警示的话，恰恰是要我们放弃与家禽密切相处的饲养方式和饮食习惯，过一种更为“文明”的生活。禽流感不是对人类文明的报复，而是对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惩罚。
